星级酒店工程 / INTRODUCTION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央政府适时调整了宏观调控的方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先后推出了4万亿资本预算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其中大部分都涉及重化工业领域。然而,发展重化工业为主的战略思路是否应长期执行?本报告对此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我国应摆脱重化工业的投资驱动依赖”的观点,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路易斯库吉斯曾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的增长是资本密集型的,没有创造出众多的城市就业机会。”中国家庭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分享到国有公司通过国家补贴性投资所获得的丰厚利润。我国公民的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一路下滑至2008年的35.3%,远低于世界水平。另外,城市工作机会自2000年起年均增长3.8%,然而城市化率年均增长0.9%,同时失业率年均4%,就业缺口将逐年扩大。
重化工业正是资本密集型行业,据测算,2008年初到2009年第二季度,石油开采及化学制品业的就业弹性是-0.39,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就业弹性是-0.23,黑色金属冶炼及加工行业的就业弹性是0.06,而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最低的一个服务业)的弹性系数是0.13。重化工业的市场占有率却日益加大,2008年,重化工业占工业产值的70%以上。尽管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已从1978年的23.9%上升到2008年的40.1%,但对处在中国这样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应在55%左右。在美国这一数字约是80%。麦肯锡研究所指出,若中国能通过在人力资本和技术上投资来促进生产力,到2025年时,向服务业的转移就能创造出1亿多个就业机会。
看一个例子: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现象,在中国已存在几年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本已过剩的钢铁行业不仅没有及时作出调整收缩,反而逆势扩张,导致过剩产能达1.6亿吨,2008年10月慢慢的出现全行业亏损,2009年初在扩大投资政策带动下曾有所好转,但很快就掉头直线下滑。值得一提的是,发展重化工业的产业升级之路有时存在脱离市场、违背供需关系的现象。如计划以板钢升级替代螺纹钢,导致市场蜂拥生产板钢,过多的剩余产量变做库存,钢厂利润受到严重挤压。而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市场又急需大量螺纹钢,导致螺纹钢的价格大大上涨。2009年8月时一吨螺纹钢利润超过200元,而一吨板钢则大概只有几十元甚至赔钱。
民间投资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已占80%以上。没有民间投资配合,促内需、调结构的目标不容易达到。然而由于民间投资趋利性的特征,在过去几年受过热市场与扭曲价格的影响下,民间资金大量地投入到房地产、进出口、钢铁、煤矿等回报率较高的领域,加剧了经济结构问题。
金融危机后,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巨大。但由于市场限制较大,民间资本难以注入。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的结论,至2020年,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若不吸引足够的民间资本,财政将难以支撑,政府唯有举债经营。
重化工业一般是大运量、大吞吐量、高耗能的工业项目,生产排放的“三废”较多,能够说是对环境影响最大的工业部门,而且其上下游产业也大都是能源和原材料消费大户,因此发展沿海重化工业所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生态环境保护和区域可持续发展。依据2008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严重污染海域从2003年的24680平方公里迅速扩大到2008年的2526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环渤海海岸带天然湿地面积在30年中减少了52%。事实上,早在2004年国家海洋局公布的《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中就警示,海洋环境容量已经不容乐观,近岸海域污染严重,其中无机氮等污染物大多数来源于于石油化学工业、冶金等行业的工业废水。多个方面数据显示,炼油厂平均每加工1吨原油产生的废水量为0.3~3.5吨,废水中主要污染物有石油类、硫化物、酚、含氮化合物、部分有机物、部分重金属及含酸、碱废水等。
另外,盲目的开展重化工业会造成极大的能源浪费。当前,中国工业的发展指标和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在能耗和资源的消耗方面,我国发电和炼钢的能耗高出国际领先水平20%以上;主要矿产资源的消耗是世界中等水准的5倍左右;工业用水是世界领先水平的10倍左右。
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贸易指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重化工业受到严重冲击,其中:有色金属矿采选、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石油、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平均降幅均达40%以上。这些重化工业行业均存在着技术竞争力不强,依赖资本投资拉动的弱点。
综上观点,中国需要摆脱重化工业的投资驱动依赖。但中国仍然需要重化工业的发展,重化工业是生产力发展阶段中必不可少的。所以本报告针对重化工业的优化发展趋势与怎么样摆脱重化工业的投资驱动两个层面,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在发展重化工业时,各地要统筹兼顾,根据各自的地方特点,选择正真适合的力所能及的重化工业项目,切勿“全国人民大炼钢”。
4万亿投资,不应成为重化工业的,在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中,应慎重原材料项目的投入。应加强新能源与节能技术创新以及服务业的投资力度。
逐步开放一些国家垄断行业,或让这一些行业加入市场调节机,并从单一经营向多元化经营转变,让大型民间资本利于融入其中。